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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是被遺忘的藝術弄潮兒

  “藝術運動應有如脫光了蔽著身的衣裳的裸體一樣的心,把一切都撇開來,誠意地向著藝術的路途上前進……”這是1935年“中華獨立美術協會”小品展座談會上,前衛藝術家趙獸的一段表白。   置身於20世紀中國滄桑時運之中,梁錫鴻、趙獸等來自廣東的前衛藝術青年在上世紀30年代提前引領了一場現代藝術的風潮。與19世紀末以來,不斷謀求中國現代化方案的中國知識分子一樣,他們希望向中國引進西方的前衛藝術、先進文化,其目的是探討新文化與傳統文化的調和生成,讓中國在世界文化新潮流的翻騰滾動中跟上時代腳步。   因有了他們,在20世紀廣東美術的版圖中,我們得以窺見色彩斑斕的一頁,除了學院派藝術之外,我們得以見到野獸主義、超現實主義、木刻運動、新國畫運動等等流派,這批前衛藝術的“弄潮兒”力圖在廣州建立一個現代藝術的多元景觀,構建起現代都市的文化氣場。然而,他們的縱情演繹似朝霜塵露,在20世紀風雲動蕩的中國曆史中轉瞬即逝,一度被無情遮蔽。而今,時過境遷,他們早年的前衛果敢、先知先覺,越來越散髮出耐人尋味的魅力。就他們在百年美術史上的意義,南方日報記者專訪了廣州美術學院藝術與人文院副研究員蔡濤。   ■專家訪談   談歷史   “他們參照的是巴黎的藝術理念”   南方日報:您如何評價這批來自廣東的前衛藝術青年,上世紀30年代在日本成立中華獨立美術協會的舉措?   蔡濤:當年,梁錫鴻、趙獸這批年輕人想在國內介紹超現實主義運動,他們標榜的是一種另類的、“在野”的方式,看起來要和學院的方式不太一樣。在視覺風格、藝術理念、組織形態、宣傳模式等方面,他們卻又是向東京和巴黎看齊的,這是一股席卷全球的求新求異、求個性發展的藝術潮流。   1884年,巴黎成立了獨立美術協會,引發了近代歐洲畫壇天翻地覆的變化,繼而向全世界傳播擴散。上世紀30年代,獨立美術協會旅行到了東亞地區。1930年,日本的獨立美術協會成立。1935年,留學東京的一批中國前衛藝術青年也效仿了這一組織模式,這構成了“獨立美術協會”全球旅行的現象。   無論是發起決瀾社的倪貽德,還是中華獨立美術協會的梁錫鴻,他們當時在東京留學,對藝術的理解,包括對都市文化的體驗卻是巴黎化的。他們在內心都普遍有這種訴求:在東京上野公園擠滿了看展覽的人群,中國是不是也應該有這樣一個繁華的現代文明景觀?中國如何才能趕上西方先進國家?他們看到,正因為來自不同地區、不同文化背景的藝術家都雲集在巴黎,才導致了巴黎成為世界藝術之都。他們深感作為現代中國藝術家,必須對這樣的時代潮流有所回應。   談價值   “他們對藝術有獨創性的追求”   南方日報:你怎麼看待他們在那個時代不合時宜的藝術追求?   蔡濤: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風潮下,他們所倡導的超現實主義的藝術運動,在當時是一種激進的青年文化的產物。上世紀30年代,他們是前衛藝術運動的弄潮兒。   在他們的內心,東京、尤其是巴黎,是個無法迴避的參照系,但回到中國的現場,他們發現建立現代藝術是非常困難的。1935年他們從日本回國後,在廣州舉辦的展覽幾乎無人問津,後來不得不移師上海,在中華學藝社辦了一場也就匆匆結束了。他們面臨的是這樣一個窘境:他們由衷希望在中國建立起類似巴黎派那樣的精英型的現代藝術,希望建立一種絕對自由的創作精神,但抗日戰爭的爆發,他們的夢想很難延續下去了。   但即便是在戰爭時期,他們也還是做出過一些努力。例如1939年,梁錫鴻與何鐵華、倪貽德在香港嶺英中學進行過合作,也就是在今天最豪華的銅鑼灣購物中心這一帶,創作過兩幅超現實主義的大壁畫,反映抗戰這個主題。趙獸抗戰時期也畫了一些宣傳畫,但新中國成立後,他們早年追求的超現實主義已經不合時宜。   趙獸在文革時期還秘密地創作了一批前衛風格的油畫作品,在幾乎沒人知道的情況下完成,堪稱奇跡。他的創作很長一段時間是無人知曉的,他在被下放的偏僻農村仍然以超現實主義的風格秉筆直畫。   經歷了抗戰、文革階段這兩位藝術家,雖然在相當一段時間里被遮蔽了,但是他們的實驗性創作、在孤寂的創作環境中與內心的對話,都彰顯出可貴的品質。這些在那個特定年代里完全沒有展示機會的作品,卻具備了他們早年所嚮往的現代藝術價值——高度的獨創性和針對當下社會的批判意識。在歐洲,超現實主義正是在一戰廢墟上建立起來的,帶有社會批判的維度,而中華獨立美術協會的成員們,在1930年代的現場,是缺少這種意識的,但他們反而在之後半個多世紀的變遷里升華了對藝術的認知和表達,當然,這是個無比艱澀壓抑的跋涉過程。大家在1970年代末期都知道有星星畫會,無名畫會,但很少有人意識到在廣州,還有這兩位被淡忘的老牌前衛藝術家。   談評價   “要考量藝術家的歷史超越性”   南方日報:對比上世紀80年代國內興起的現代主義美術運動,梁錫鴻、趙獸早年的探索有何意義?   蔡濤:有意思的是,趙獸在梁錫鴻去世之後為梁錫鴻畫了一個肖像,也為自己畫了一幅,兩個人在畫中都身披大衣,畫面中有“中華獨立美術協會”幾個大字,如同為這場現代派藝術運動中的兩個領袖人物樹碑立傳。   在外人眼裡,趙獸可能有點瘋癲,但趙獸在那麼長的殘酷歲月之中,早已經形成了自我循環系統,他畫畫並不是為了更開放的環境,早已經不在乎名利和外人眼光,他是為了自己的內心創作——因為他是一個人,是一個了不起的人。   現在涉及到一個問題是,我們應該如何評價1949年至1979年間中國現代藝術的形態?比如“無名畫會”,有人做研究時就說這是中國曆史上第一個前衛美術團體,其實是無知的說法。民國時期就出現過前衛美術團體,如中華獨立美術協會。在上世紀30年代,留學東京的那一批廣東藝術青年已經擁有了美術的新思維,擁有了和世界對話的格局和行為方式,他們身處東京,眺望著巴黎。   當然我們也不禁要發問,我們的當代美術史寫作應該把梁錫鴻、趙獸放在什麼樣的位置?我們應該如何評價在那段思想禁錮時期出現的這種特立獨行的藝術家的價值?我們需要提出新的評價標準,把一個藝術家在某一社會階段所具備的超越性納入這個評價體系。因為這樣的超越性,對於學習美術史的人來說,構成了相當的魅力,值得我們反覆咀嚼。  (原標題:他們是被遺忘的藝術弄潮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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